中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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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ffairs Weekly, 2002/5/1, No.9

 

編者的話

本期週刊以權力接班為重點。我寫這個題目,已經寫得太多了,如果「開獎日」貢龜,那真是不堪設想!我對中共的前途也將感到不堪設想。但這種事情其實很少出乎意料。我對自己的判斷還是挺自信的。

 

剛才又寫了一篇文章,看看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會不會刊出來。刊出後,過一、兩期再轉載在這兒供讀者參考。

 

石之瑜談外交,認為美國的鷹派正在翻攪台灣的民主政治。這個觀點可以與上一期的朱雲漢文章合在一起看。過去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依靠美國的共和黨為主的保守派,現在台灣已經換了執政黨,但對美國保守派,乃至於鷹派的依靠未變。聽說從前支持民進黨的一些美國自由派人士對此有點微詞。這個背景是理解石之瑜文章時所必須的。自由派對中國的態度是既防範又交往,鷹派則是「只要你有那個實力,你就是那個敵人」,在這樣的「現實主義」設想下,台灣若要與大陸和解,在交往中求安定,在民主中求和平,那就給鷹派所樂見的「敵對意識」製造了麻煩。難道充當美國圍堵中共的馬前卒,就是台灣的宿命嗎?

 

我看,不必是這樣的。但中共必須作更大的制度讓步:開一扇民主之窗。

 

在美國的大陸民運團體「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領導人楊建利,前幾天偷渡回國被捕!楊建利先生有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後到美國留學,先後獲柏克萊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和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政治經濟博士學位。他的此一舉動,在他在「議報」所寫的文章中表露無遺,其心情與許信良等人在偷渡回台時極為類似,都是一條勇敢、艱辛的路。我曾參加在華府舉辦的「全球化:中國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會議」,並撰寫了一篇會議簡報,也附在這兒,供大家參考。

 

這個基金會的前董事長是台灣出身的劉凱申,但他在幾個月前卻因病去世;現在實際負責人楊建利又在大陸被捕,真令人擔心。希望楊建利先生能很快獲釋!

 

 

從制度的觀點看中共十六大權力接班

出處:中國事務季刊,第6期,200110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之後,台灣與香港的輿論界,就開始揣測其「十六大」的權力分配場景。雖然直到2001年中葉之前,多數報導認為江澤民將在十六大後,將以「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繼續掌權。但825日日本《讀賣新聞》關於江澤民將在十六大全退的報導,朱鎔基96日在布魯塞爾對香港媒體的講話,《明報》97日「70退休、黨內共識」的報導,香港《文匯報》911日關於江澤民「寄語退休政要」的報導,以及香港十月份《鏡報月刊》的北戴河會議報導,卻似乎在一瞬間翻轉了輿論的走向,反映了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特別是江澤民將在20022003年的中共十六大以及十屆人大上全面退休的觀點。報導走向的變化,顯然是由於中共領導人的表態一次比一次清晰所致。但我們應該對此進行反思,才能鑒往知來。

 

派系研究的限度

由於中共的政治權力繼承缺乏明確的規則,長期以來,輿論界乃至於學術界較注重其內部的派系鬥爭的作用。然而,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全面瞭解其他人的人際關係網路,自然也不可能全面掌握所謂的「派系鬥爭」的實際狀況。同時,此種依靠情報、傳聞的「研究」,由於難以檢證,因此也有異於社會科學的要求。因此,「派系研究」雖說對於發掘中共高層權力的運作有其價值,但終非妥善。

與此不同,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或許應該是我們必須去探究的重點。因為權力鬥爭的激烈程度,會由於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而受到限制。同時,與制度密切相關,但有所差異的「權力結構」本身,也會影響權力繼承過程中的參與者的決策。此一「結構」的意義是沃爾茲(Kenneth Waltz)所提出的系統理論中的結構,「能將系統的構成員及結構截然分開」,亦即能夠跳脫政治菁英的一人得失,而使我們掌握混亂現象下事物的走向。簡言之,一個關於權力繼承或職務分配安排的研究,應該在片面的派系或權力鬥爭的觀點之上,去尋求歷史、制度與結構的作用。

 

梯隊接班的制度作用

就權力接班的制度研究而言,「梯隊接班」的規範性假定是一個較重要的觀點。任教於美國漢米爾頓學院、著有《China’s Leaders – The New Generation》一書的華裔政治學教授李成,雖仍將重點放在領導人的背景分析,但對於「制度」的作用已有所著墨。服務於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的寇健文,發表在20015月《中國大陸研究》月刊的「『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一文,則進一步強調了梯隊接班的制度規範作用。

寇健文指出,中共的梯隊接班模式尚未達到制度化的程度,許多與政治繼承有關的具體細節規範都付之闕如,包括總書記任內死亡或不能視事的代理程序、罷免總書記程序、總書記退休年齡限制、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接班人選出線程序等等,都仍頗不明確。因此很明顯的,中共的政治繼承制度仍在發展的過程中,新慣例或新規定隨時可能會出現,個別行為者也可能發生利用規範不明確的空隙,為個人私利而破壞整體利益。然而,「幹部年輕化」原則已經確立,省部級幹部年輕化的規範大體上已經相當完整,中共中央委員這個層級的年輕化也已付諸實施,未來年滿六十五歲的幹部繼續在第一線擔任領導工作的可能性很低,「梯隊接班」已經成為某種共識。在此情形下,中共最高領導人雖然可能為了私利而不惜扭曲、破壞制度,以繼續掌握權力,但也可能順應制度要求,選擇退休。於是判斷中共權力繼承的場景,似乎成為對中共領導人制度化決心的信任投票。

筆者認為,在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已經變化,領導人的權力來自於菁英集體的共識,同時整個政治體制的行為人有著愈來愈強烈的現代化與「法治」的要求的政治環境中,領導人個人的權力考量,已經不可能作為權力運作的唯一出發點;任何政治人物都必須考量其他人的符合制度的正當的訴求,也必須考量制度本身的限制。這種種條件,都使中共的權力繼承選擇空間受到了很大制約。在這樣的考量下,雖然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年齡限制和任職期限等規範雖仍在發展之中,但以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退休為代價,實現領導人的「梯隊接班」,可以說完全符合中共的整個的幹部制度改革的走向。

 

權力結構的制度作用

當然,由於制度的曖昧不明,領導人如何認識、乃至於創造或藉由慣例建構「制度」,仍將可能使中國大陸的政治權力繼承方式產生驟變。為此,進一步認識現有制度的選擇空間,以及歷史慣例的啟示,都有助於中共領導人以及中共領導層的研究者,在判斷權力繼承方式時,做出最佳選擇。為此,我們應先認識中共領導層的權力分配可能性。筆者在《中國事務季刊》20007月號「江核心的建立----職務分配模式的觀點」一文中,曾以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總書記、總理、人大委員長五個職務為客體,得出了37種可能的職務分配模式。其實同樣的研究方式,還可以簡化為對「中央軍委、總書記、總理」三個職務的分配模式的研究。這三個職務的分配可能性只有五種,按照權力集中程度,可以表列如下:

 

中共領導層

職務分配模式

權力集中      權力分散

核心領導模式

權力競爭模式

元老掌控模式

權力集中於一人

權力分散至多人

軍委主席、總書記、總理

軍委主席、總書記

軍委主席、總理由同一人兼任

總書記、總理由同一人兼任

軍委主席

 

總理

總書記

軍委主席

總書記

 

 

 

 

總理

模式說明

軍委主席、總書記、總理由同一人兼任

軍委主席、總書記由同一人兼任,總理輔裨之

政與軍的領導人和黨的領導人對立

黨與政的領導人和軍隊的領導人對立

主要的三個職務分由三個人擔任

 

進一步說,這三個職務的各種關係,可以套用「權力分配模式」的觀點,分成三種模式來理解:

一、核心領導模式:一位核心佔有中央軍委主席、總書記、總理三個職務,或佔有中央軍委主席與總書記兩個職務。有這樣的領導核心,比較容易避免激烈的權力競爭,因此「核心領導模式」的建立,是「穩定大於一切」的後鄧時期的合理傾向。然而在這兩種模式中,前者在中共歷史上只有華國鋒掌權的短暫時期曾經出現過,其後中共似乎形成了權力不宜過於集中的共識,因此未來出現的機率大為降低;相反的,大體上整個毛澤東以及江澤民掌權的時期,都屬於後者。

二、權力競爭模式:總書記兼任總理,與中央軍委主席競爭;或總理兼任中央軍委主席,與總書記競爭。此一模式顯然缺乏一個顯明的權力核心,分散的權力競逐者必然傾向於自立派系,導致衝突的增加,因此這種模式顯然不利於政局穩定。查考中共「建國」以來的歷史,只有一年的時間可被歸類為本文的「權力競爭模式」,即從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趙紫陽兼任總書記與總理,到1988年初李鵬接手總理一職為止。

三、元老掌控模式:三個職務分別由三個人擔任。此一模式是1980年代中共權力分配模式的主流,但並非過去50年的主流。元老掌控模式缺乏正式的權力核心,事實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往往不具有法律上的權力,也沒有相應的權力監督機制,因此是不具規範性的。1980年代之所以出現元老掌控模式,原因是鄧小平等老幹部經過文革的衝擊,復出掌權,並急於使「第三代」領導擔任第一線的領導職務所致。簡言之,此種模式只能是一種過渡形式,而不能是一個穩固的權力世代的權力安排方式。

 

此種關於權力結構分析的結論是,除非不要權力接班,否則合理的、或最好的接班模式是「同時、完整的接班」,以便於形成一個新的擁有黨的最高領導人與軍隊最高領導人一職的「核心領導人」。在這樣的判斷下,「權力繼承」就變成少數幾個職務的「填空題」了。而為了讓核心領導人方便國際活動,這個「接班人」還將如同江澤民一般,擁有國家主席的虛位元首的頭銜。

 

歷史參考:蘇聯案例

蘇聯的例子值得我們在此進一步加以思考。從列寧、史達林、赫魯雪夫到布里茲涅夫,蘇聯的權力繼承也曾經歷了長期混亂;但到了布里茲涅夫掌權的後期,繼承模式卻開始穩定下來。這個繼承模式有兩個重點;首先是有鑑於史達林和赫魯雪夫「獨斷專行」的教訓,196410月赫魯雪夫下台時,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不再容許一個人同時兼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相當於中共當前的總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的職務。其次,在1977524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通過了布里茲涅夫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決定了日後蘇共中央總書記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1977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正式通過新憲法,16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九屆第六次會議上,布里茲涅夫開始成為蘇聯第一位總書記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領導人。198211月布里茲涅夫去世之後,安德洛波夫接任了布里茲涅夫的總書記一職,並在19836月,按照布里茲涅夫的傳統,接任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以及國防會議主席的職務。19842月安德洛波夫去世後,契爾年科旋即接任總書記一職,並在19844月接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1985年契爾年科去世,接任的戈巴契夫,也一樣接任了總書記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

回顧上述過程,可以發現蘇聯領導層的權力分配方式,到了布里茲涅夫掌權的晚期已有規矩可循;由此經過數次實踐,使其黨國體制的權力繼承,已具有妥協性、可預測性與制度化等特徵,且逐步形成了雙元領導體制。事實上,不僅前蘇聯在1977年之後、與中共52年歷史中長達42年之久的實踐,且許多共黨國家的體制,都是一種的「雙元領導」的體制。而此種分權方式,也正是中國大陸在1993年以後的寫照。

如果2002年與2003年的情勢果真按照上述推論發生,則我們可以認為,中共領導人的職務分配模式將趨於穩定;其趨於穩定的「模式」,也將如同蘇聯一般,掌握黨、軍領導人身份的國家最高的領導人,同時也將是名義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並且,在中共已經廢止了領導人職務終身制的前提下,蘇聯領導權力繼承的歷史,不僅能進一步佐證體制對於「十六大」權力繼承的可能制約,且在體制的要求下,「接班人」也將同時接任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以及總書記之職。

 

權力繼承的制度觀

在主觀上是否採納此種判斷,可能首先取決於是否對習慣性說詞,採取一種懷疑態度。如果強調鄧小平曾以軍委主席一職「垂簾聽政」,或擔心接班人無法壓住軍隊因此需要江澤民的監護,或認為當權者出於自己的權力欲望不會放棄權位傾向於採信中共將會繼續「老人政治」,而疏忽了1989年江澤民的接班模式,以及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職務分配所顯示的意義,可能容易陷於主觀的懷疑、厭惡情緒中,而導致誤判。

然而,換一個角度來說,正是由於中共的制度化程度堪疑,多數人才對其「制度」的拘束力感到難以置信。就此而言,則「人治」與「制度」兩種不同觀點,卻可以得出一個共同立場:如果中國大陸在2002、2003年的政治接班過程,仍然在老人政治的循環中打轉,則適足以證明其政治制度化之低落。果如此,則我們或可認為,中國從晚清以來所陷入的整體性政治與社會危機,以及中共建政之後「每十年就有一次動亂」的譏評,尚未到宣告終結的時候。

 

 

十六大接班梯隊 全面年輕化
2002.04.22  中國時報
亓樂義/專題報導
    
中共在年底「十六大」召開前,基本完成新一輪的高官人事佈局。目前五十九歲以下的省委書記佔六五%,五十九歲以下的省長高佔七一%,國務院正部級官員也在加緊年輕化,五十九歲以下的比例達三九%。如此陣容,基本能配合現年六十歲的胡錦濤,邁向充滿挑戰和機遇的新時代。

    據了解,新的人事佈局可從去年底上海市長徐匡迪,和湖北省委書記蔣祝平先後去職看出端倪。徐、蔣二人去年都是六十四歲,今年召開「十六大」,均將面臨六十五歲任職年限,中共中央不希望看到選出新的中央委員後,立即面臨退休局面。

    按任職年齡制度化的思路,從近年起凡超過六十四歲的封疆大吏均限齡下馬,包括河南省委書記馬忠、湖北省委書記賈志杰、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甘肅省委書記孫英、內蒙區委書記劉明祖等。觀察家稱之為「六十四歲現象」。

    目前,六十三歲邊緣的省委書記基本不動,以維持穩定局面,包括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寧夏回族自治區委書記毛如柏等。

    經過調整後的省委書記中,最受矚目的是現年五十四歲的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其他如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陝西省委書記李建國、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等均為五十五歲;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與河北省委書記王旭東等不過五十六歲。總體來說,五十九歲以下的省委書記佔六五%,這個比例比六十歲以上的三五%年輕化許多。

    在省長方面,汰換步伐顯而易見。五十九歲以下的省長高佔七一%,從最年輕的算起,青海省長趙樂際現年四十五歲,河南省長李克強四十六歲、福建省長習近平四十八歲,遼寧省長薄熙來五十二歲。總體來看,省長年輕化的調整速度要比省委書記快。

    在國務院系統中,部委首長的年輕化比例雖不如地方,但也逐步形成三個不同年齡層的接班梯隊,六十至五十五歲是第一梯隊,五十五至五十歲是第二梯隊,五十歲以下是第三梯隊。年屆六十五歲的部委首長幾乎全部退休離任,包括前國家經貿委主任盛華仁、科技部長朱麗蘭、農業部長陳耀邦等,遺缺分別由較年輕的李榮融、徐冠華及杜清林接任。

    目前,國務院部委首長中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佔六一%,其中年紀最長的是外交部長唐家璇、信息產業部長吳基傳、鐵道部長傅志寰等三人,現年都是六十四歲,在剃刀邊緣。六十三歲陣營的包括國家發展計委主任曾培炎、國防科工委主任劉積斌、公安部長賈春旺等。

    比較年輕的是現年五十五歲的新任農業部長杜青林,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五十七歲,其他如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文化部長孫家正、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等,均為五十八歲。

    值得一提的是,財政部的年輕化和專業化推動最具成效,除了財長項懷誠六十三歲外,大部分副部級官員是一九五年代出生,如副部長樓繼偉和朱志剛現年五十一歲,一個更年輕的副部長肖捷四十四歲,另外幾位部長助理如廖曉軍、李勇與馮淑萍等,都在五十歲。

    當然,主辦洋務工作的涉外單位,包括外交部和外經貿部,在注入新血的力度上也甚大。有希望扶正的副外長李肇星現年六十一歲,另二位副外長楊文昌和喬宗淮都是五十七歲,列為第二梯隊的副外長王光亞五十二歲,列為第三梯隊的另一名副外長王毅則為四十八歲。

    在外經貿部方面,部長石廣生現年六十二歲,列為第一接班梯隊的副座龍永圖五十八歲,從事台港經貿業務多年的安民為五十六歲,屬於第三梯隊的部長助理高虎城現年五十歲。

    從學歷的角度看,中共新一輪的政治新秀幾乎都是大學畢業,擁有碩士學位的不在少數,博士也有。二十年前,部長級官員擁有大學學歷的比例低於五%,如今是百分之百。一般認為,未來幾年中央部委首長頂戴碩士、博士帽的大有人在。

    目前擠進接班梯隊的高官群中,到過海外留學的比例逐年增加。比如龍永圖,在倫敦學院進修一年;高虎城是巴黎第七大學的博士生;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是美國土木工程的博士;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在美國波士頓大學進修,曾任世界銀行中國副執行董事,財政部部長助理李勇也做過類似職務;國土資源部副部長鹿心壯,在德國進修過。

    另外,女性在新一輪人事安排中也未被忽視。目前,除國務委員吳儀和教育部長陳至立擔任要職外,出任副部級的女性高官至今出現十四位。包括國家經貿委的蔣黔貴、司法部的劉颺和胡澤君、國土資源部的壽嘉華、信息產業部的曲維枝、文化部的孟曉駟、衛生部的彭玉、計生委有張玉芹和潘貴玉、民政部的楊衍銀和姜立、科技部的鄧楠、建設部的傅雯娟、中國人民銀行的吳曉靈等。地方上被拔擢的女性高官則更多。

 

 

清華留美勢力 大舉進京
王綽中/台北報導

2002.04.22  中國時報

    今年一月才當選為武漢市市長的大陸中國工程院院士周濟,上任僅三個月,日前就被宣布調升北京工作。香港「經濟日報」認為,這項調動顯示了中共十六大前人事變化的急密,也再次證明了「清華幫」、「留美派」在這一輪的人事更替中佔盡優勢。

    今年五十五歲的周濟去年十二月才從湖北省科技廳廳長之職調任為武漢市委副書記兼代市長,並在今年一月十四日正式當選為市長。由於他擁有大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頭銜,是大陸繼上海市原市長徐匡迪之後的第二位「院士市長」。

    由於周濟是上海人,而且畢業於清華大學,還是留美博士。不僅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要求幹部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的條件,同時還具備了中共政壇上最吃香的「上海幫」、「清華幫」及「留美派」三重身分,他的仕途當時就被廣為看好。

    中共官方的報導只稱周濟將調北京工作,沒有說明他的具體去向。中共政界人士分析,從事科教工作出身的周濟,其中一個可能去向是先進科技部當副部長,再於明年政府換屆時接任部長。

    中共武漢市委十八日召開常委擴大議會,宣布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關於周濟的調令。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決定,周濟將不再擔任武漢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的職務,周濟稍後還要向武漢市人大辭去市長的職位。

    事實上,為了加速十六大人事佈局,清華大學畢業的胡錦濤,不僅四處拉拔嫡系共青團人馬,許多清華大學畢業或曾經留學美國的廳局級幹部,最近一年來也有不少人獲得提升。

    在團系人馬中,最近受到提升的包括河南省委書記李克強、四川省委副書記劉鵬、山東省委副書記姜大明、浙江省副省長巴音朝魯等多人;屬於「清華幫」被拔擢的包括江蘇省委副書記任彥申、安徽省委副書記沈躍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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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台灣民主鞏固的障礙
石之瑜/台大政治系教授

2002/05/01 聯合報】http://udnnews.com/NEWS/OPINION/PUBLIC-FORUM/803422.shtml

華府對台政策近來顯現重大誤判。質言之,華府策士以為,台北當局無法抵擋全球化後大陸對台的吸力,恐怕兩岸更靠近,這將影響美國在政治與地緣上牽制北京,在思想與經濟上和平演變中國的大戰略。所以,自去年春季以來,華府就不斷釋放消息,支持台北對大陸採強硬路線,確保兩岸分離。這個策略唯一的風險是北京態度不確定,於是半年前決定設宴歡迎胡錦濤,半年後要再迎江澤民,好在全球社會牽制北京。華府沒想到的是,兩岸百姓不像政府那樣甘為棋子,人民有充沛的能動性,但華府的戰略眼光中沒有人民,不知自己弄巧成拙。

其實,在台灣真正造成大陸熱的不是政府,而是民間,故華府力挺台北執政當局的結果,反而使台獨的更台獨,向大陸傾斜的更傾斜,讓美國大戰略面臨更多不確定。同時,民進黨政府與台獨支持者因深受美國鼓舞,開始對台灣的民主與安定採取輕佻態度,美國對台政策竟成為台灣民主鞏固的重大障礙。

華府原本不希望看到台獨聲浪在國內高漲。自李總統康乃爾之行後所爆發的台海危機,使華府一度以防獨為其政策最高目標,包括由美國總統在上海宣佈三不政策,並在聯合國議程籌備時首度表態不支持關於台灣的提案,兩者均打擊台北士氣極大,從而醞釀了李總統在大陸政策立場上的翻天覆地,連帶影響爾後台北政壇各方的重組與消長,震盪不可謂不大。雖然,其間華盛頓曾受兩國論風波挑戰,但仍在與北京協作下,圍堵了台北突破的嘗試。

陳水扁的當選曾讓華盛頓喜出望外。一是他對華府言聽計從,故即使他更台獨,華府的防獨目標也都無虞遭到抗拒。二是他的當選昭告台灣選民對大陸統戰徹底拒斥,故華府爾後根本不必花力氣防統。此何以美駐台人員看到核四案後在野聯盟杯葛政府,竟毫不保留其深痛惡絕。不過繼之而起的發展卻讓美國警惕,主要是社會上向大陸傾斜的氣氛日濃,去年初春國務院遣專員來台調查後,華府寧可做最壞打算,暫時假定陳水扁政府無法抵擋大陸的吸力。

這個判斷影響所及,就是同年初夏對台北一連串力挺,包括大肆宣揚過境外交,宣佈武器出售,洩漏台灣納入防禦計畫。近來則有布希矢志捍衛台灣,訪華時拒提一中或三公報,接著雙方國防部長破天荒在美晤談交心,後來還有布希口誤台灣共和國,與美方宣佈支持台灣加入WHO,而今甚至籌謀布希與陳水扁不期而遇。台灣通還紛紛發表談話,指在野黨破壞安定,算是學術界投陳水扁信任票。華府怕台北被大陸熱沖昏,破壞自己在陳水扁當選時以為勿須再隔洋費心的防統任務。這種隱諱支持台灣主權獨立的政策,鼓舞台北當局向反對勢力專權。

但台北當局從未被大陸熱沖昏頭,在執行防統策略時,其表現遠較華府所理解的積極。大陸熱是民間一頭熱,政府向來能禁就禁,不能禁就干擾。華府的防統任務搞錯對象,用支持台北主權獨立的方法,不見得會扭轉大陸熱,而且倘操作不好還會為大陸熱升溫。試想,假如人們愈加覺得台灣地位安全,他們去大陸投資的戒心不就更加解除了嗎?假使如此,華府近來促獨姿態在台灣帶來的立即效果,就是政府更反華,而民間更往大陸傾斜,則華府防獨與防統兩者均頓失依據,也讓台灣內部對立與動盪升高。

既然有華府做靠山,台北執政當局很難抗拒誘惑而能不利用這種動盪來奪權,一來統治民間,二來宰制在野黨。近來國家安全單位目無法紀的囂張行徑,基本教義派的種族主義口號,與總統府摧毀國會信用的公開陰謀,在在顯示層峰對自己莫名其妙獲得的美國靠山沾沾自喜。然而這種權力暴發戶心態,正在增加政壇上的新白色恐怖與民間的離心離德,於是又對大陸熱有促進作用。惡性循環的結果將是,美國大戰略的縫隙爆開,而台灣的民主鞏固前景恐也難逃厄運,更證明美國人讚揚台灣民主的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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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國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的一些會外話

http://mypaper1.ttimes.com.tw/user/Sol/file_combine.php?File=347576_2001-08-21_15-08-22

 

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協辦的「全球化:中國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會議」,於200171日至2日在華府的「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召開。會議主辦單位雖然邀請了台灣三個主要政黨的中國大陸事務部門以及許多學者專家與會,但親臨現場的台灣人卻僅有筆者一人;相關報導自然也付之闕如。雖然會議的簡報可以在基金會出版的「議報週刊」(http://www.chinaeweekly.com)上找到,但書面資料外,與會者們對一些問題所進行的廣泛的交流,則仍值得一說。

對於筆者而言,首先感到這些與會的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或者還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多得是性情中人!他們並且比多數中共政府官員以及大陸的一般平民百姓,有著更濃郁真摯的愛國情懷。例如劉賓雁、嚴家祺這些老一輩的人士,即在會議的報告或發言中,充分展現其憂國憂民之情。中生代的學者也一樣憂國憂民,且更針對許多問題提出了他們的看法。

國際政治、西藏、台灣等問題

在國際政治上,秦暉表示他不擔心美國的霸權,因為民主國家的霸權擴張受到民意的制約,因此有其限度;但他認為,隨著現實主義態度的上升,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關注下降,但卻可能進一步排斥中國的崛起,這種態度上的變化對於中國其實相當不利。也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刑小群,也強調中國應成為先進文明國家的群體的一份子,而非與反西方國家形成同盟軍。對於「反華」的西方同盟的可能,趙全勝則稱,目前美、日、歐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並不一致,因此中國還有迴旋的餘裕,不需要杯弓蛇影;趙全勝說這也是陳啟懋的觀點,或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共領導層的想法。吳稼祥對於中國的外交形勢則樂觀的指出,由於中國民主化是整個潮流的大方向,相反的,日本對於二次大戰的態度則涉及民族文化的侷限性,因此中國的民主化很可能早於日本對二戰的誠懇反省,這可以使中國比日本更快站在論述的優位上,而有利於中國領銜亞洲的一體化進程。

在台灣與西藏議題上,曾與達賴有多次接觸的楊建利稱,達賴現在強調的是如何在「全球化」走向大同的背景下,讓藏民族與漢民族更好的生活在一起,因此達賴認為西藏不必獨立。但「統一」與否不應當成為漢人(或中國)單方面強加於各中國少數民族的條件,這從基金會在2000年與主張獨立的蒙古、維吾爾、西藏等民族的人士接觸的經驗,可以瞭解得到。一些自由派學者也對西藏問題有了深刻反省,例如何清漣即能體會一些西藏人的獨立訴求;但她也一樣是個愛國人士,因此她會擔心獨立後的西藏成為印度的戰略前哨,而這將使中國的戰略環境變得極為惡劣。對於台灣的前途,吳稼祥從大趨勢的角度著眼,認為經濟互賴最終可以使兩岸走向統一;因此他不認為中共有必要恫嚇台灣。這種雖然認為台灣與大陸「統一無可避免」,但「反對武力恫嚇」的態度,似乎仍是目前多數自由派知識份子的立場。

大陸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關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程曉農指出,現在中國的外貿順差主要源自外資企業,國有企業則是逆差;倘若外資企業抽走資金,中國大陸的外匯立刻降到負數,因此中共已經不可能退出全球化。但中共似乎不能應對全球化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因此大陸經濟幾年內仍有發生大亂的可能;也因此他能夠理解台灣戒急用忍的政策。

多數與會者並未對程曉農上述的見解有進一步的著墨;經濟發展對於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中國應如何看待全球化,才是與會人士的重點。就此吳稼祥有著直率而俐落的說法;他認為中國領導人正採用一種借「跨國企業」之刀,殺落後的國有企業的策略。他指出,對「規模相當」的國家的影響來說,全球化有利於發達國家的資本,不利於其勞工;有利於不發達國家的勞工,不利於其國有資本;而對於一樣發達的國家而言,全球化則有利於大國,不利於小國。因此總體來說,參與全球化對於作為大國的中國來說是一件好事,對於中國勞工也絕對是一件好事。也就是這個原因,一位與會者指出:魏京生在美國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即為美國勞工聯盟,其原因也是由於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的勞工的利益與全球化是相反的。

雖然如此,在中國大陸仍有許多人反對參與全球化;或者將市場化的改革以及與之相關連的全球化,視為當前社會問題的原因。就此秦暉有著最為深刻的評析,他指出當前中國並不存在西方意義下的效率與公正兩者的矛盾,因為在當前市場化改革仍未完成、權貴資本與官僚干涉仍到處橫行的情況下,兩者能在公正的市場化改革中達成雙贏;因此公正與效率的矛盾其實是個誤導視聽的假問題!但這個假問題卻可能產生不利於改革的大問題,楊建利即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很可能在中國大陸推動民主的,就恰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新左派力量,而這就會造為自由主義民運人士的困境。此外何清漣指出,在當前勞力市場化的環境下,加入共產黨以求增加求職機會的會更多,機會主義會更加氾濫,這也使改革更加困難。

不利於改革的因素

不利於改革的另一些因素則包括言論自由的缺乏,以及排外民族主義的可能影響。刑小群指出,當前大陸出版界的「自律」使批判官僚威權的聲音發不出來;而九十年代的經濟發展與生活環境的改善,也使新一代學生比較接受官方的說教。官大民小的情況看來在短期難以改變。不過社會的諸般現象也不是完全沒有抒發的管道,謝泳即指出,許多大陸作家非常關心社會中、下層的生活,立場近於新左派,但這並不意味他們反對自由化的觀點,只是與八十年代大陸知識界比較一致的自由化觀點已經有所不同了。這一點也反映了當前大陸的利益多元化與階級分化的社會狀況。

關於排外民族主義的成因,胡平指出,當代中國南北方對於西方態度的差異根源,在於漕運被洋船替代後,南方漕運工人進入城市成為工人,生活條件改善,因而較缺乏排外的心理;北方漕運工人則成為失業大軍,之後並與義和團合流,因而發展出仇外的傳統。當然,與會者絕不會排擠在場的「外國人」,例如「天安門真相」的編者之一林培瑞(Perry Link),但對於這本有爭議的書,龔小夏則提出兩個意見;首先,「天安門真相」沒有提出供外界佐證的書面資料,其次,該書出版前也未向書中提到的六四民運當事人印證查詢,因此這本書會被批評,也是理解當然。

文化的挑戰、制度的革新

上面提到的各個論點還多是在會場上的交鋒;但許多與會者,尤其是會議的年輕工作人員,並不滿足於日間的討論,在晚上又聚在與會者打尖的學生宿舍的交誼廳,討論中國文化的前途,以及一些宗教問題,直到凌晨兩三點才休息。黃萬盛是這些討論的主角,或者說他事實上擔任著老師的角色。他從文化史,從各文化的脈絡與走向,進行了中西文化的比較,並試圖闡述中國文化所遭遇的挑戰與回應的契機。他似乎已經看到了中國文化的新生力量,並從切身經驗中感受到大陸人民的生活的變化,因此他不同意會場上程曉農提出的中國經濟將出大問題的看法,也不贊成那種認為改革是一種「虛假」事物的犬儒主義觀點。

在交誼廳外,筆者向吳稼祥斟詢十六大權力接班的看法,他認為從權力分配的角度來看,如果江澤民續任軍委主席,則很容易產生權力衝突;例如一九八九年時,若非鄧小平是軍委主席,或許不會發生「六四事件」那樣的場景。倘若江澤民在十六大續任軍委主席,大概只能續任兩、三年,還是得退休,因此不如在十六大全退,還可以博取一些好名聲。嚴家祺則認為,若江澤民續任軍委主席,則顯示大陸在政治上沒有什麼進展,且流亡在外的人士短期內仍無從歸國。

報國無門,是海外民運人士最大的痛苦。歸國以報國,還是絕大多數流亡者的心聲。這些心聲,不知道北京的掌權者是否聽到了呢?